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

同时，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当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政策。

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21世纪》：有人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另外一种顶层设计。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其次，法律人广泛且深入的参与。

其理论基础是"'参与'（如多元利益表达层面）、'竞争'（如二元政策竞争层面）和'共识'（如一元价值整合层面）三个功能层面的有机结合。他通过一系列的案例说明了公民社会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温铁军：《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近期乌坎事件的有关文章。例如陈有西的《重庆三论（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贺卫方的《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范忠信的《李庄案的法理和伦理反省》、童之伟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等，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前，虽未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主要在网络上流传），但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不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对全局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值得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予以特别重视。但是，近十年间（2002-2011），学界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已经扩展至"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本身。

[62]任剑涛尖锐地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头触动"，四处点火，星星之火，从未燎原。（五）司法改革中国法治在新时期的重建最初是从司法制度（狭义"司法"，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广义"司法"指公、检、法、司四大机关）与地方法制切入的。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第二，研究视角比较多元，但形成的共识较少，学者之间多数观点并不统一甚至针锋相对。

[23]宪法学界2010年达到高潮的"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激烈碰撞。[14]（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政体及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一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的基本原理。参见孙存良：《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维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发育，法治和政府转型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会扭曲。"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有所谓"主体理性式改革"，强调自上而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于上层是否善于利用民主资源，是否有进行改革的精神和勇气。[59]其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

同时，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62]480于建嵘提出，国家政治统一性有所减弱，地方政府不大考虑中央的意见，领导人的地方化倾向严重。培育一个法治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用党来推动民主、自由与法治。郑元宁也将坚持和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可以预计的是，未来五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热点。十年前，学界通常认为，政治体制并非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其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

大部分学者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也要防止摸石头上瘾而不过河。党内民主的核心与难点是监督和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形成一种权力分享和制衡机制，并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

"三阶段说"分别以1989年和1997年为界，分为摸索起步阶段、部署整顿阶段、深化阶段。6.张千帆在2011年出版的两本专著就主张地方自治，认为目前的中央集权体制有极大弊端。

参见张千帆:《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49]学界目前比较深入的相关研究是关于党内派别的讨论。

[18]何增科的"混合民主政体说"认为，要将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是从大中城市的中间阶层突破，向上向下延伸。通过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来实现人的解放，必然成为马克思的群众观的基本诉求，表现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注。"[22]郭道晖表示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未来应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体人权的统一和并存，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从而实现人权至上、公民社会至上和社会权力至上。7.2009年12月18日，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并强调，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群众工作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中共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参见郑元宁：《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取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再次，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将形成研究热潮。

3.其文字先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八十期（2008年11月30日）发表后，以《法治的正本清源》为题，载《法学》2009年第1期。关于重庆模式的研究，除了重庆高校的广泛参与，主要是2010年初重庆市委宣传部启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工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国情、阶级分析、执政基础、普世价值、社会稳定、成渝经济区、五个重庆、网络文化、唱读讲传、打黑除恶核心价值观等12项课题，分别由王伟光、李忠杰、李慎明、方滨兴、张国祚、程恩富、李培林、李强，胡鞍钢、李崇富、王顺安等国内知名专家领衔）。

[32]通过走治理创新这条道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新加坡一党执政提供了成功经验。4.例如，张希认为，民主、效率与稳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是首要目标，应改革完善选举制度，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度及人民参与制度。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讨论。[52]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障碍。[46]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建议。

其次，他提出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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